德国内政部和司法部负责政府法案在起草阶段的审查工作，前者偏重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后者偏重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因此，为了进一步明确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及其可以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必须要运用严格的宪法解释理论来论证宪法能够在特别行政区直接适用以及如何直接适用。2014年之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所以会出现占中和有组织的社会动乱，根本的问题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法理上人为地阻断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直接适用效力，造成了香港部分居民思想的混乱，出现了国家认知和认同方面的认识障碍。
因此，从立法监督的法理逻辑看，至少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十六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国性法律，都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如果在合宪性审查中不过关，这样的法律就面临被撤销的可能性。不管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还是立法过程中无心使然，至少从立法逻辑上看，香港基本法关于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的理解是在《宪法》第31条规定基础上被拓展了内涵的，需要在合宪性解释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0条也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尽管两个基本法对列于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规定要由港澳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港澳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的列于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的法律性质因为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就变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国性法律。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都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二是特别行政区机构的宪法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应理解为应当并罚，因其未使用可以的措辞，而且据前文分析，拒不改正足以表明责任个人对于违法状态持续具有主观故意，理应处罚。
根据前述规则仍无法解决处罚权管辖争议的，应按《行政处罚法》第25条第2款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第7条来处理，有争议的行政机关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多个行政机关属于同一主管部门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经报请或直接指定管辖。[30]这一见解难以成立，因为相对人至少可以暂停个人信息处理，这并无资源、技术等条件限制。（2）个人信息违法主体事前一定时间内曾因个人信息违法受到刑罚或较重/多次行政处罚、不遵守责令改正决定之外的监管机构决定、阻挠执法调查、事后未主动采取措施尽量减轻损害。此外须做两点澄清：第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规定了责令改正，这并非行政处罚，而是旨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恢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政处理，[27]不适用过错推定。
违法行为地域管辖联结点包括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终端设备所在地、所使用的网络平台运营者所在地。关于上一年度和销售额如何理解，《反垄断法》无明确规定，多头执法亦尺度不一。
[35]根据《关于实施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制定的竞争规则的（EC）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第23条，对违反竞争法行为的罚款上限是违法者上一商业年度总营业额（total turnover in the preceding business year）的10%，当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在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对所属子公司拥有且实际行使决定性影响权，它们就能被视为一个经济实体，计罚基准就可以是违法子公司所属的母公司或集团公司的年度总营业额，除非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能够证明子公司违背指令自行从事违法行为。[20]另一种解释认为前者指向处理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后者指向因处理个人信息而附随的积极义务之违反。再次，不同于《反垄断法》第46、47条以上一年度销售额为计罚基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以上一年度营业额作为基准。[5]简言之，举凡监管对象处理个人信息的机构皆属于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营利法人，适用双罚制，处罚公司时可连带处罚设立人。下表所总结的规则或可作为一个待批判的起点： 注释: [1]参见尹培培：《网络安全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6期，第49-59页。[14]参见刘晓源、李良万：《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反思与重构——从三要件到三阶层》，载《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53-63页。鉴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1条规定此类部门有权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处理包括行政处罚，[6]故所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皆是该领域行政处罚主体。
其二，同一行为，既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也触犯其他行政管理领域的规范，构成想象竞合，网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都可处罚，遂产生管辖冲突。《个人信息保护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其第66条并未区分不同违法行为配以不同处罚，而是根据违法情节来决定处罚。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列举了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和处理个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规定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两种受罚行为。若客户具体指示，律师只是遵嘱而行，则律师是个人信息处理受托人。
据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第2款所言的情节严重：（1）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出于故意、属于滥用职权、持续时间较长、将个人信息用于违法甚至犯罪活动、侵害敏感或私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数量较大、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主体数量较大。一般情节应按前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三阶层构成要件来认定，这里对后两种情节稍作展开要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必须理解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社会主义，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构建一国国家治理的法治大厦，本身就是现代国家建设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不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疑都是题中之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明确提出：为了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健全国家的根本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各民族的权利，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对宪法作比较系统的修改。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也是中国经由社会主义实现近代以来国家建设质的飞跃的内在奥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奋斗，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革命、建设与改革等时间性词汇，也需要从历史的视野加以理解。
上述规定，正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强化了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对于巩固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宪法忠诚义务。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艰辛奋斗历程中所习得的宝贵经验。
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国家象征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是国家整合社会和创造公民对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同时，这一国家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序言第八段规定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完善国家军事制度。据此，国家认同问题，就不简单是人们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逻辑。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宪法序言第八段）。
如果我们从成文宪法所承担的构建国家机构体系、完善国家基本制度的国家建设功能来思考，就会理解国家机构、国家政治制度成为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的焦点议题的历史必然和规范必然。对于这种贡献，我们只有本着一种社会主义的视角，才有可能得到相对清晰的认识和给予其客观公允的评价。
如何进一步完善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如何加强香港的国家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都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制度属性。尤其是，对于历史悠久、领土广袤、族裔众多的多民族大国而言，国家结构形式，或者说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就更需要成为其国家建设中必须面对的所谓宪制问题。
也同样是缘于社会主义的权利保护价值基础，宪法才强调通过各族人民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来提升权利保护的实效。最后，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国家任务的题中之义，台湾问题，作为单独的一段，被专门写进了现行宪法序言。这种设定时代议程的时间叙事，来自比八二宪法更为久远的社会主义立宪传统，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时代范畴的特有重视。现行宪法中，关于国家安全的规定有：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宪法序言第六段）。
县，作为一种行政区划，比省具有更为古老久远的历史。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宪法第28条）。
这部宪法，承载着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建设使命，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光荣梦想。摘要：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视野 ，可以成为理解现行宪法文本的三重方法论视角。
1999年，又将其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解现行宪法的立宪背景、文本结构、书写特征、相关条款含义，我们只有从社会主义这一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根本制度出发，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这种政治—历史的深意。